2026年对GDP的拉动必须以内需为主导：
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贸易顺差的增量高度正相关，2024年和2025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同比拉动分别为1.5个和1.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左右；我们估计2026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将下降至0.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降到10%。要保持2026年5%左右的GDP增速，投资与消费对GDP的拉动必须要比2025年各高0.5个百分点。
2025中国贸易顺差接近1.2万亿元美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但随着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保护措施的增多，中国出口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持续高增长面临很多困难。而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进口金额相较去年将有所增加；而2026年月度贸易顺差平均值估计要1000亿美元左右，才能使年度贸易顺差超过去年；这样的难度无疑是较大的。
从全球占比看，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超强是典型的世界工厂，在出口受阻面临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要保持5%左右的GDP增长率，必需将以投资驱动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国内需求为主导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增长模式。
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青年就业率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中国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差距主要在于个人消费、特别是服务业消费；而从中国人口分布和结构看，中国消费的短板在于年青人。年青人的失业率较高，生活压力大，导致消费信心严重不足。
城镇居民收支增速低于农村的原因在于城镇青年的失业率远高于整体水平，加上每年超千万的高校毕业生，青年人的就业压力更大。制造业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是当前大国竞争的需要，而且能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就业压力而言却是不利因素。
近几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收入增速下滑而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府支出不足，随着楼市的下跌，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消费的意愿和积极性均不足，可以通过稳住楼市和提振股市、降低房贷利率、改善国民经济分配和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这四条途径来刺激居民的消费水平。
投资增速止跌回升的关键在于从供需两方面着手走出通缩：
影响投资的因素包括投资的利润水平和融资利率水平的对比，随着企业利润的下滑和物价水平的下降，企业实际担负的利率水平远高于前些年，这导致固定投资增速的下滑；而走出通缩不仅能够使企业利润率出现上升，而且可以在基准利率下调空间有限的背景下使实际利率水平出现下滑。
由于央地分税制的安排，这使得地方政府对投资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城镇居民的消费，往往热衷于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加之近年来房地产的不景气以及疫情期间大规模的防疫支出，使得地方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投资力不从心，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增速近年来明显低于平均增速。
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投资，是大国竞争的需要，但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问题同样亟需关注，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共同实现走出通缩的目标。